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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四十九章发展策略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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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经过十五年的发展,南洋联邦已经成为战后在世界上崛起的最引人注目的国家之一。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连续第三年名列日本、西德之上,位列美、英之后,超过了政局不稳,深陷殖民地战争的法国。

与日本、西德相比,南洋联邦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劣势。首先,南洋联邦资源比较丰富,战后发展较早,近五六年的免费劳动付出(日本战俘),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特别是五零年朝战之后),黄历及其团体的捭阖、jing诚团结,政局的长期稳定,当然还有正确的发展策略,以及外jiāo上的成就。但南洋联邦也存在着自身的缺点,那就是人口少,地域广,地区发展不均衡,劳动力缺乏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越来越显现出来。

而日本虽然背上了比历史上沉重的战争债务,但由于其军事防务全部jiāo由美国负责,可以把全部的金钱都投入到经济发之中,再加上人口众多,这是它的有利之处。而不利之处便是资源短缺,原材料几乎全靠进口,而且作为法西斯主义的罪魁祸首,要想在外jiāo上得到大发展,为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还需要通过黄历及其主导的亚共体这一关。当然,没有了朝鲜战争的刺ji,日本的经济发展也被黄历剥夺了一个极好的机遇。

再说西德,在国土满目疮痍、经济濒临崩溃、生活环境困苦的状况下进行经济建设。作为战败国,因为受美英法牵制,不能在国际社会上扮演重要角sè,只能尽全力进行经济建设。战前德国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联邦德国又集中了战前德国70%的设备能力和62.4%的工业产值,实行国民经济非军事化,可以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经济建设,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力。

借助于“马歇尔计划”的扶持,以及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德国建立了一个比较符合国情并行之有效的社会市场经济。同时,作为第二次科技**的主要国家,德国有科技发达,技术先进的基础。又有教育素质普遍较高的人民,经济崛起当在意料之中。当然,德国也背负着战争赔款,也面临着改善与周边战争受害国家的关系,开展积极外jiāo的任务。

第二百四十九章发展策略的调整

面对中苏同盟瓦解的过程,人们不禁会问,máozd和赫鲁晓夫为什么要置中苏的共同利益和同盟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中苏两国为什么会从当初的良好愿望出发,走到了最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然而,就社会主义的同盟而言,这并非个别现象。苏南分裂导致苏军陈兵南斯拉夫边境,甚至策划对铁托实施暗杀;匈牙利想要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即遭到苏联的武力镇压,其主要成员则被送上绞刑架;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改革刚刚显示出摆脱苏联模式的倾向,苏军顷刻之间就毁灭了“布拉格之chun”。

在亚洲,中朝、中越之间亦如此,今天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同志加兄弟”,明天就恶语相向,乃至大打出手。与西方盟国关系的稳定xìng相比,在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地出现动dàng、分裂和改组。显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缺乏一种妥协机制。

于是,人们在社会主义同盟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两国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称,高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jing神掩盖了一切分歧和矛盾;两国jiāo恶,就恶到你死我活——以至抛弃国际jiāo往的起码原则和惯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见。不是不分你我的朋友,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

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都离不开一个基本的要素,那就是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尽管黄历痛恨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日本人的民族xìng有很多可取之处。至于德国人民的辛勤和敬业jing神,尤其让他感慨。据统计,五五年,联邦德国男子平均每周工作长达五十个小时,比南洋联邦及英美工人多三个小时,而平均工资实际上直到五六年才到战前三八年的水平。可以说,正是联邦德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无si的奉献jing神才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

如果对此加以深入分析,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结构的两个弊病: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xìng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xìng;第二则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hún淆于国家关系。

另外,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除了隐含着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xìng矛盾外,还有其特殊xìng,即存在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

当苏共在二十大公开进行“自我批评”,由此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动摇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同盟中的领导地位时,中国共产党则日益崛起,特别是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和参与处理bo匈事件取得成功后,máozd感到已经具备了挑战苏联的力量。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

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的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逐步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可以妥协,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不共戴天,“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又水火不容,所以,中苏同盟的结局只能是分裂。

中苏关系处在了一个变化的岔路口,没有谁比黄历更清楚这之后的发展,但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对此他只能慨叹:“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bo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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